2013年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认缴登记制。随后10年间，投资者按照登记认缴制设立了众多公司。新公司法在坚持登记认缴制的基础上，附加了五年的实缴到位的期限限制，由此，10年间设立的存量公司，应否全面转型到新型登记认缴制，不仅成为理论界热烈讨论、实务界高度关注的问题，更是立法机关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。

新公司法坚持了2013年公司法施行的登记认缴制，但附加了五年的实缴到位的期限限制。根据新公司法第266条第2款规定，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，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外，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；对于出资期限、出资数额明显异常的，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按照新公司法的规定，未来将出现的三种情形：第一，新设公司全面采用5年期的登记认缴制；第二，出资期限、出资数额明显异常且无法合理说明理由的存量公司，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至合理范围；第三，出资期限较长但超过5年期的存量公司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外，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。同时，存量公司将受到出资加速到期、股东失权等特别规则的约束。

2013年公司法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，没有规定股东出资的法定期限，这一立法迎合了投资者设立公司、投资兴业的热情，但出现部分公司注册资本认缴高、未实缴或实缴低的现象，也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实缴期限过长的现象。为了应对这种现实情况，最高法院创设了加速到期、股东除名等规则，实行了将欠缴出资但无力偿债的投资者纳入失信人员名单等举措。可以说，2013年实行的登记认缴制，目的在于鼓励投资，有的投资者却受到拖累。投资者在设立公司时，可以预测一定期限内的风险，却难以预测较长期限内的内部和外部变化，也很少设置投资风险的预防措施或者隔离措施，因而不得不承受内外部因素变化带来的风险。可见，登记认缴制有积极作用，也存在自身缺陷。

新公司法在综合考虑诸多因素的基础上，采用了注册资本必须在5年内实缴到位的立场，此规定合乎商业逻辑、顺应市场变化、平衡各种利益，是一种务实的立法选择，而不是退回到2005年公司法的分期缴纳制。按照2005年公司法，投资者应当在2年内实缴全部出资，但投资公司设立公司的，可以在5年内实缴出资。新公司法延长了实缴期限，投资者获得了自主选择实缴期限的机会，也改变了对不同投资者实施的差别对待立场。至于5年期是否过长或者过短，这是一个带有较强主观判断色彩的问题，但结合公司生命周期，新公司法设置的5年实缴期限，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案。

新公司法施行后，必然面对如何看待存量公司的问题。许多存量公司是按照2013年公司法登记认缴制设立的，公司采用登记认缴制是符合当时规定，参照“行政信赖”的原则，不应责难投资者的选择，但应当承认出资期限过长而给投资者带来的巨大风险。就此而言，引导投资者缩短公司章程规定的过长实缴期限，就成为兼顾历史、现实和风险因素的合理选择。新公司法并未要求所有存量公司必须将出资期限缩短到5年之内，而是采用柔性方式，合理引导存量公司适应新公司法的制度环境。

第一种方式是，由于存量公司情形复杂，新公司法要求存量公司根据具体情况，逐步调整至新公司法规定的5年出资期限。在落实这一规定中，可以在未来的配套规则中简化公司减资程序，减少适用一般减资程序带来的困扰，也可以在日常执法中向投资者提示风险，从而真正提高保护投资的水平。第二种方式是，公司营业执照仅记载认缴的注册资本，公司的部分债权人忽视公司的实缴资本，容易产生误解并面临较大风险，新公司法首次突出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作用，要求公司必须公示实缴资本，从而督促存量公司的积极转型，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，也有利于整体提高社会信用水平。第三种方式是，由于部分存量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数额过高、出资期限过长，属于明显异常的存量公司，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。

需要指出，公司出资数额明显异常，这绝非2005年或2013年公司法自身诱发的问题，对于出资数额明显异常的公司，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，而未采用一刀切的做法，这符合不同公司的具体情况，也可以约束限制公司登记机关的自由裁量权。首先，“明显异常”不是出资数额、出资期限的“量的异常”，其与公众认知高度相关，需要结合公司所处行业、发展、营业等综合判断。其次，“依法要求”，不是任由公司登记机关自由裁量，而是要求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决定，为此，未来需要制定配套规则。其三，“可以”依法要求，说明公司登记机关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简单做法，而要根据公司具体情况作出妥当判断。最后，“及时调整”适应了出资数额和出资期限调整的复杂性，公司在调整出资数额、出资期限时，需要召开股东会会议、协调股东关系、修改公司章程，绝非易事，需要谨慎为之。为此，公司登记机关在依法要求调整前，应当听取当事人的说明和意见，以确保行政执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。

我认为，分类对待、分类处理的规则，反映了“不同事物、分别对待”的法理，展现了从简单强制到务实引导的立法理念，未将新公司法强加在存量公司上。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具有强说服力，体现了新公司法的人文关怀，反映了新公司法柔性调整公司关系的科学立场。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叶林）